1979年初，刚刚恢复党籍和名誉的薄一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相遇。两人出身背景迥异：薄一波长期从事财经与工业管理，经历了革命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工作；陈永贵则是从大寨走出来的农村代表，代表了当时党内不同的政治视角和关注点。这次见面因双方就干部复出与组织原则发生分歧而被后人记住。

薄一波的职业生涯与国家经济紧密相连。早年他在晋冀鲁豫等根据地负责财经事务，建国后也曾主管财政与工业建设。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1931年被捕入狱期间，华北方面遇到经济问题时也曾向狱中的薄一波请教，这反映出他在经济事务上的专业声望。后来由于政治运动，他一度被错误打压，离开领导岗位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平反恢复工作。

1978年党的路线调整之后，薄一波在1979年重返工作岗位，不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机械工业等领域。关于是否主动争取职位的传闻也有记载：薄一波对邓小平表示，组织给他平反已是公道，不会主动谋求职务；邓则提醒党员应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国家需要有经验的人参与建设。由此可见，他的回归既有党内讨论的结果，也与国家需要密切相关。

在人民大会堂的那次私下交谈中，陈永贵对薄一波再任副总理表示不同意见，认为在当时政治敏感的氛围里，要慎重对待这样的任命，并强调工作需要有一个明确的领导核心，应该贯彻当时领导人的意见。薄一波听完对方的看法后，平静回应道：自己和其他被平反的同志之所以能重新工作，是党和中央的集体决定，而不是某个人给予的恩典。这样直白而不激烈的表述触及了争论的核心，令陈永贵一时难以继续反驳。

两人此后没有继续深入争论，交往亦较为有限，主要在会议场合相见。这一幕虽未演变为公开对抗，但反映出当时党内思路转变与对历史问题重新评价的复杂过程。薄一波复出后并未沉湎于往事，而是把精力投入到实务工作中：年逾七旬的他频繁下基层，考察工厂、设备与生产线，听取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意见，重视第一手材料。

在工业体制调整方面，薄一波推动了若干机构与企业的组建，力求减少管理分散、加强行业协调，推动了中国汽车、船舶等专业企业的发展；同时他支持在常州、沙市等地开展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强调改革要到现场去看、结合地方实际推进。对改革开放中的试验田——经济特区，他实地考察后认为可作为吸纳外资和技术的窗口，但必须以国情为基础、不能生搬外国模式。

进入八十年代后期，薄一波继续通过会议、文字和历史资料整理参与对工业发展与企业改革的讨论，强调总结经验、务求实效，反对空喊口号。晚年虽然减少了公开露面，但仍关心革命老区的建设与发展，用信件与活动推动改善当地生产与民生问题。他留下的言论与著述多聚焦于国家建设的实际问题，而非个人冤屈的反复申述。

人民大会堂那次短暂的争执虽只是历史瞬间，但它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纠结：如何在纠正错误的同时坚持组织原则，让经验丰富的干部回到国家需要的岗位上，为经济建设贡献力量。